吴念真讲故事

吴念真讲故事

我都已經什麼都告訴你了,而你連一聲hello都不肯跟我說。

一天,吴念真开完会,心绪不佳。在刚才的会上,他和人吵了一架。吴念真叫了一辆计程车回公司。上车之后,吴念真听到车上播放的是自己喜欢的肖邦。起初以为是电台,后来发现是车上的CD机放出的音乐。

几句寒暄之后,一直看着吴念真的计程车司机平静地说:导演,你愿不愿意听我给你讲故事?

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,从司机的大学时代开始讲起,他和前女友是怎么好上的,他去当兵,回来之后找工作,后来开公司,两人如何分手。

车到了吴念真的公司,故事还没讲完。以吴念真的经验,计程车司机讲的故事,多半不好听。但这次,吴念真完全被吸引了。他说:没有关系,车停在这边,你把故事讲完。

司机讲到开车去机场载客,在排队的乘客中,一眼就看到了前女友,而且就那么巧,车正好排到她的面前。按照规定,他是不能拒载的。司机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想把座位背后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拿掉,后来心一横: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

计程车开动,前女友坐在后排,一个个电话打过去,打给家人、公司和朋友,在短短的时间里,把他们分手之后十年的历程讲完。司机一边默默地开着车,一边静静地听着。

到了目的地,前女友突然用极其平静的语气对司机说:“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所有的状况⋯⋯家庭、工作、孩子。告诉你现在的心情⋯⋯什么都告诉你了,而你⋯⋯而你连一声hello都不肯跟我说?

很多年以后,这个伤感的故事成为吴念真一篇专栏文章的素材,文章的标题就叫《重逢》,文字干净、洗练,结尾饱满、结实。

和《重逢》一起收录在《这些人,那些事》一书中的故事大多短小精致,浓缩了吴念真听到、看到、经历过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。吴念真以冷静的笔调写尽了人生的残酷和悲凉。“你必须要塑造出来那个东西,你几乎无法写自己的感情,因为它只有1200字,因为它本身就像是一个很曲折的极短篇。每次都要逼死我。每一次开始写,我都不管,先写下去,写完的时候,通常都去删删删,删到极致。你如果纵容我1万字也可以写,但是写很长,说不定就没有味道了。”


遗书:写一个像样的东西

从1980年代开始,台湾陆续翻印出版了以前被禁的大陆作家的著作。吴念真把没有看过的都拿回去看,老舍、茅盾、巴金、沈从文⋯⋯那时候也看了很多当时名动一时的新作家,“张贤亮的语调觉得还是不太适应。”

一天,吴念真翻到《汪曾祺选集》,几乎一个晚上就把书看完了。那本书成了吴念真的枕边书。后来,吴念真在香港的书店,看到不同版本的汪曾祺选集,都一一买下。

“我很兴奋,这个老人家这么好。汪曾祺好像是沈从文的学生,他们风格接近,但还是不一样。他写一个专门帮人家孵鸡、孵鸭子的人,控制温度,让蛋怎么样,温度一不够,赶快怎么样。当小鸭子孵出来的时候,他整个人都瘦掉了。还有写小和尚受戒当和尚的过程,情感丰富得不得了。”

受汪曾祺的影响,吴念真的文字也十分平淡朴素,但他却更具有戏剧性,在冷静的叙述中,感情爆破的力量显得更大。“我不够汪曾祺的安静和修炼,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看得都这样了,所有的经过像叶子飘落。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,或者说这些东西跟自己很近,你在写东西的时候,只是尽量去控制文字的冷静。”

《遗书》是《这些人,那些事》中惟一一篇不属于专栏的文字,写的是吴念真弟弟自杀的故事。

得知弟弟自杀以后,吴念真赶去处理后事。弟弟的自杀地点选在山顶上,那是吴念真从前带兄弟姐妹们眺望远方、告诉他们远方多么美好的地方。

吴念真的母亲当时身患癌症,从医院回到家,却听到死了一个儿子的噩耗。母亲整天待在房间里,不让大家进去。

吴念真关照所有的人都不要来,自己站在母亲的房门外。

母亲问:“你处理弟弟,有没有很妥当?”

吴念真回答:“很妥当,衣服都穿好了。”

“有没有很难看?”

“没有。很好!”

吴念真对母亲说,他和检察官打开车门的时候,看见弟弟的眼角旁有两道白白的痕迹,好像之前在哭。

母亲喊了一声:“你为什么还要来剜我的心呢?”

此时,全家已经哭成了一片。

所有的细节,吴念真都没再对人讲过。弟弟在遗书里把公司的同事都骂了一顿。吴念真很快就把这封遗书处理掉了。这个过程没有表达出来,让吴念真十分压抑,就好像一个东西包在心里面,但他好像早已经习惯了。

弟弟2001年过世后,身为长子的吴念真又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妹妹,重度忧郁症的妹妹也是自杀。五个兄弟姐妹中,有两人自我了断,加上吴念真的父亲,当年不堪矽肺之苦,从医院的病房坠楼身亡。

2007年的一天,一家杂志的主编约吴念真“写一个像样的东西”,吴念真答应了。直到交稿最后三天,吴念真还没动笔,“你知道到最后,你还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,有一个东西就会说,离哪一个情感最重,就会写哪一个。”

回到家,吴念真坐在桌前,从晚上9点一口气写下去,写到早上6点。写完以后,吴念真平静地洗了一个澡,开车去基隆演讲。车到海边,太阳刚刚升起,世界突然变得漂亮起来。吴念真停下车,伏在方向盘上,已经泣不成声。

《遗书》发表之后,台湾一个著名的电台主持人在节目里面播送了小说全文。吴念真的妹妹听说后,还是不敢看。第二年,《遗书》入选年度小说,再次成为焦点。这时候妹妹才拿来看了,此时才知道,哥哥当时都经历了什么。妹妹特地打了一个电话:“哥哥,你辛苦了,你早就应该讲出来。”

《遗书》以弟弟留给哥哥的便条结尾:“大哥/你说要照顾家里,我就比较放心/辛苦你了/不过/当你的弟弟妹妹/也很辛苦。”这时浓雾深处忽然传来山下火车喇叭的长鸣,听起来就像男人的哀号一般。

这压抑已久的悲痛直到吴念真数年后写出了《遗书》,才释放了出来。


卡拉马佐夫兄弟:你叫我买书?

吴念真小时候生活在九份矿区的侯硐村,他是村子里面惟一上初中的孩子。每天早上,吴念真要走一小时的山路,再坐火车40分钟,才能到学校。当年最深刻的记忆是饥饿。

初一升初二的时候,国语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是写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的读书报告。吴念真打听后得知,这本书70元,父亲的工资一天才30元,一家七口,都靠他父亲一人的薪水,如果向父母要求,他们会认为你神经病:老师怎么会叫你看小说?

吴念真那个时候惟一能做的是在矿上扛木头挣钱,扛一根挣8毛钱。矿主很喜欢吴念真,因为他是村里面聪明的小孩,念很好的学校,平时还帮村民们写信。矿主问他为什么做这种事呢,吴念真说明了缘由。到第三天,矿主实在看不下去了,交给吴念真70元,但有一个条件:看完书要给我讲故事。吴念真感激之余满口答应。

70元刚刚够买书,暑假已经没有免费的火车票,如果自己坐火车去买,钱就不够了,吴念真只能等待村里有人去基隆。他第一个拜托的是一个邻居,邻居要去看望在基隆海关做事的孩子,两个星期后回来。两个星期后,吴念真兴冲冲地跑去,邻居说走了一半就忘记书名了,那时候又没有电话。邻居有去书店找,但实在是想不起来。吴念真问,下次什么时候再去?邻居说可能一个月。那就来不及了。

隔了几天,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去城里看病,吴念真拜托她帮忙买书。女人责怪说:我小孩子在生病,你叫我买书?吴念真急得眼睛都红了:我真的没有办法,再拖下去,就来不及了。

这时暑假已经过了一个月,那个矿主每次走过家门口就会问吴念真:你什么时候来给我讲故事啊?当时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。女人连书店都没有进去,当然没有把书买回来。

第三次,吴念真拜托父亲一个当厨师的朋友买书,那边有一个人要结婚,厨师要赶去办桌。没想到厨师一回来,就把吴念真抓到屋角暴打:我去书店问了,这个书是共产党的书,你被抓没关系,我被抓到了百口莫辩。这时候暑假已经快过完了,书还没有买到,读书报告也没写。矿主每天从家门口经过,都会笑眯眯地问:书看了没?

村里有一个公用的药袋子,里面放很多随时能拿来吃的药,如果谁头痛就吃一包,把钱丢进去。换药包的人每个月都会上山来把钱拿走,再补足药袋子。吴念真问他,你什么时候再来?那人说应该一个月。吴念真焦急地说,那就来不及了。那人听吴念真说了情况,立刻说:我帮你去买书,我今天回去跟老板娘说,我只换了一半,我明天再来换就好了。第二天,吴念真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

吴念真连夜捧读,厚厚一本,字很小,人名又这么长,除了昵称,还有简称,十三四岁的小孩哪里看得懂?看到一半,这个人会不会是刚才那个?赶快退回去再看,看得很痛苦。

矿主经过家门的时候,问吴念真:你拿到书了,看完给我讲故事。吴念真如实相告:很久才买到书,可是我真的看不懂,我也没有办法现在给你讲故事。矿主笑眯眯地说:我知道了,你老师说,这是世界名著,14岁如果能看懂就不是名著了。

矿主总算交待过去了,读书报告不能不交。吴念真很认真地写了买书看书的整个过程,最后以矿主对他说的话作结:如果14岁的时候能看懂的话,就不是世界名著了。书已经在我的手边了,我希望长大后能把它看懂。

开学后,国语老师在课堂上说:你们这帮考上一流中学的骗子!我根本看不起你们,你们里面只有一个人是诚实的。你们14岁看不懂,我28岁还看不懂。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要看?我只是想告诉你们,很多你们不懂的东西,长大了之后就会懂,要知道知识是需要尊敬的,念书是一辈子的事情。还有,永远不要骗自己。

这本来之不易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后来被母亲拿去当了锅垫。过了40岁以后,吴念真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,讲到这个故事,书架上正好有这本书,扉页上还写着“一九七几年购于金门”的字样。吴念真坐在厕所里随手看完一段,觉得很好看,讲得很有道理。“有些东西我真的懂了,这已经过了二十几年。”


杨德昌:西方知识分子看台湾

杨德昌从一开始就希望吴念真来演《一一》的男一号。吴念真推脱说:不要啊,你只要叫我路边走一走,就OK,但如果是男主角,就要承担很多事。杨德昌直截了当地告诉吴念真:剧本就是照着你来写的。因为杨德昌看到了吴念真一直压抑的那一面。

当时,吴念真同时在做两个电视节目,还拍广告,“忙得和狗一样”。他只能选择拒绝:男主角是要票房的,我没有票房,作为主演的话,人家只会讨厌,而且说不定不愿意看。杨德昌坚持说,你不演,这个角色就不成立。吴念真只得说:你去找合适的演员,如果到时候要拍了,又找不到合适的,你需要我,我就答应演。后来,吴念真发觉杨德昌根本没有考虑过别的演员。

《一一》里面的高中生本来由吴念真的儿子演的,演了一场戏之后,儿子不干了。杨德昌给吴念真发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,希望他去说服儿子。吴念真表示,我家不是靠说服的,我尊重儿子的想法,应该是你去跟他讲,而不是我去跟他讲的。杨德昌想约吴念真的儿子单独见面。儿子拒绝了。

吴念真后来有机会问儿子为什么拒绝出演。儿子说:电影里面跟他演对手戏的女孩子,为了拍这个戏休学一年,结果开拍没两个月,就被换掉了,这对女孩子是很大的打击。吴念真再问下去,儿子只是哭。有一天儿子对吴念真说:爸,我跟你讲,杨德昌伯伯爱电影大过爱人,我觉得还是应该爱人更多一点。

后来很多演员都更换了,包括演NJ太太的角色也换了,只有吴念真演的NJ没有换。“也许某些东西是需要坚持的,杨德昌决定的事情是全世界都要为他服务的。艺术家的艺术成就,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大概也难了!

杨德昌通常不教演员怎么演,只是讲一下就开机。如果演员没有演到他需要的东西,他就会很生气,跟自己发脾气。可是演员却一脸茫然,因为根本不知道导演要什么。有一场戏是NJ的岳母躺在那边,吴念真要去和她讲话,从门口走进来,有很长的独白。那天扮演岳母的演员没有来,临时叫了一个场务躺在那边。吴念真看着场务穿着球鞋的脚,开始念独白,仰面颇为滑稽。一条刚完,杨德昌就高喊:“Cut!OK!最长的演得最屌!”吴念真寻思,那就是说我之前演的都不够好咯?他再次向杨德昌确认:“这样子OK?”“OK!”

由于《一一》拍摄的时间很长,NJ很多疲惫的表情,不是演出来的疲惫,而是真的疲惫。吴念真除了做电视、拍广告忙到快死,还要演戏。因为了解杨德昌的性格,吴念真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取消,但《一一》的事情总是优先考虑。杨德昌的通告来了,万不敢说“我延一下行不行”。有时候,杨德昌会临时决定晚上还要拍戏,吴念真面露难色,杨德昌会安慰道:你忙你忙,晚一个小时吧。

在很多年后,吴念真才在DVD上看到《一一》。第一次看到胶片,还是两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。吴念真觉得自己演得不好。

杨德昌的剧本很抽象,而且是用英文写的,翻译过来就很别扭,征得杨德昌的同意,吴念真把NJ的很多对白都改掉了。

有一次,杨德昌突然问吴念真:你想东西用哪一种语言想?吴念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,想了一下说:我可能是用国语和台语交错来想。杨德昌却说:我用英文思考。杨德昌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,强迫自己用英文,连思考都是用英文。

吴念真记得杨德昌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,正准备要拍电影,已经三十四五岁的杨德昌总是穿一件自制的T恤走来走去,T恤上写着:“Herzog,Bresson,Yang”(赫尔佐格、布列松、杨德昌)“他这方面永远像一个小孩,很天真的小孩。”这个天真的孩子却有着焦虑的内心,有一次在香港,吴念真和杨德昌住同一个房间,半夜听见杨德昌做梦时捶床铺、磨牙。

在吴念真眼中,杨德昌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导演,所谓诚实,是诚实面对当下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观感,从《光阴的故事》有一点片断,还有一点浪漫,到《海滩的一天》,面对整个经济的发展,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疑惑、撕裂,到《恐怖分子》,已经是谁都要害我了,谁都可能是恐怖分子。到了《独立时代》和《麻将》,对整个社会非常绝望。《一一》里的生死别离已经是非常柔软了。

吴念真在杨德昌的《麻将》里演过一个台湾的流氓,戴墨镜,穿西装,拿一把枪。看完剧本,吴念真没好意思对杨德昌讲:这是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看到的台湾。杨德昌从小一直生活在台北,很少离开过台北,台湾的乡下去得也很少。他一直是以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,就像一个西方记者,只是观察到台北的某一些情况,而且只要离开台北的某一些地方都是要猜测的。所以他的电影一直卖得不好,“所以不能期待你的电影在台湾是被接受的,因为你的电影跟我无关啊。”


侯孝贤:他怕底下人饿死

与其说侯孝贤是一个导演,倒不如说他是一个会把自己当老大的人:什么事情我来负责。他怕底下人饿死。如果你站在他旁边,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把你照顾好的老大。但是这个老大常常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,比如说,他身上有200元,路边一个人没有钱,他就会把这些钱全部送给人家。即使知道自己身无分文,也说没有关系。

侯孝贤的方法和杨德昌从理念出发的创作方法不同,他是靠感动和不感动开始拍一部电影的。比如听他讲故事,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子,那个光线怎么样,他总是用有情感的画面、一个片断的感觉作为思维的起点,然后去扩展开。和侯孝贤谈剧本,就像说故事那样,大家一起瞎说。侯孝贤的方法很对吴念真的胃口,不像杨德昌谈的东西经常很抽象,和杨德昌合作编剧,很多人会觉得很累,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吴念真和侯孝贤一度情同手足,无话不讲,分享彼此的秘密,但是现在,他们彼此都已经很客气了。

《恋恋风尘》是吴念真根据亲身经历编写的剧本。剧本里面有一场戏,吴念真出发去当兵的前夜,他去一家面食店,和在那里打工的女朋友告别。女朋友已经准备了一千多个让吴念真带走的信封,希望他走了以后,每天寄一封信给她。吴念真去的时候,她还在一个个信封上写自己的地址、贴邮票。吴念真说,我帮你一起写吧。离别的晚上,两人没有讲话,一直在信封上写地址,女朋友写得累了,趴在桌上和衣而睡,身上还有面粉的味道。吴念真给她披上衣服,继续写,直到写完,才把她叫醒。

侯孝贤在拍片时,把这些情节都删掉了,有些根本没拍,有些在拍完之后剪掉了,因为侯孝贤觉得这样太煽情。吴念真抱怨说:“我都把真事告诉你了,你还当这是假的!”

后来,吴念真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:“他是导演,我只是一个故事提供者,我认为生命中有趣的部分,令我动容的部分,别人说不定不是这样认为的。我学会跳出来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电影。有些东西是无解的。”

吴念真和很多导演合作过,试过不同的合作方法。拍过很多叫座电影的蔡扬名就是其中的一位,吴念真为他写过很多电影剧本。蔡扬名会去看杨德昌、侯孝贤的电影。有一次看完之后,蔡扬名给吴念真打电话:年轻人真的好厉害!我真的一辈子拍不出这样的电影来。吴念真再清楚不过地知道,杨德昌和侯孝贤根本不会去看蔡扬名的电影,而且从心里面不把人家当作导演看待。但是,蔡扬名他们的电影却拥有更多的观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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